●中国的经济结构问题在于居民消费不足，这是由市场经济内在规律导致的，需要政府制定长期规划加以扭转。

　　●居民消费率下降和经济周期无关。居民消费的下降跟近十几年的经济周期无关，经济热的时候，居民消费率下降，经济冷的时候，居民消费率还下降。再用多少紧缩和扩张政策都不能解决居民消费率下降的问题。因此，作为政府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和战略的时候，有一部分肯定是反周期调节的，但是还应该有一些跟经济周期无关的、长期实行的经济战略。

　　●中国的产能已经大于了需求，解决问题的一个办法就是扩大产能的输出量。输出的产能越多，就能给国内调整结构准备出更长的时间和更多的资源，使得这个调整能够比较平缓、比较顺畅地进行。否则如果想在很短的时间内做一个剧烈调整，必然会给整个经济造成很大的不稳定。

　　●借钱给发展中国家搞基础设施建设，同时要求这些国家用中国借给他们的钱来买中国的产能，从而把中国企业的产能输出去。

　　●在第三产业领域，我们实行的营业税仍然是重复征税，仍然是出口不退税。而且因为有营业税和增值税，这两个税制之间还存在着重复征税。这样的营业税制度就造成了现在第三产业的发展不理想的情况。

　　“财税制度改革这一步假如某一天要迈出去的话，中国整个的局面就会大变。就像我们花了十几年，从一个普通的国家变成一个全世界的制造业大国，出口量超过德国变成世界第一。如果我们的服务领域再能有一个好的制度环境的话，中国的整体经济实力又将是今天难以想象的。”

　　50人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澳门赌场政协委员、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发表题为“经济战略转型：调整三大结构”的主题演讲。他表示，中国的经济结构问题在于居民消费不足，这是由市场经济内在规律导致的，需要政府制定长期规划加以扭转。短期来看，则要通过扩大产能的对外输出，达到暂时性的均衡。

　　跳出反周期视野 调整消费投资结构

　　首先，人们的收入总是分成两部分，一部分要消费，一部分要储蓄和投资。如果考虑一个封闭型的经济，不考虑对外贸易、对外投资，那经济就只有消费和投资。消费就是需求，投资之后形成产能就是供给，如果不考虑其他的影响因素，一个基本的公式就是供给要等于需求，这样社会经济就是平衡的。所谓的供给应该从投资中来，所以供给应该是投资的函数，需求是从消费中来，所以需求是消费的函数。而且，这两个函数应该都是正相关的，也就是说，消费的钱越多产生的需求越多，投资越大产生的供给越大。

　　在此基础上，再考虑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应用这个理论可以发现，收入水平越低用于消费的比例越高，收入水平越高用于投资的比例越高。如果前者大于后者，说明社会收入差距过大，消费不足；如果前者小于后者，说明消费过多供给相对不足；如果让两者相等，则说明社会的收入差距刚好可以让生产的产品满足需求。

近几百年来经济学界一直在争论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到底是公平第一还是效率第一。这二者有没有均衡点？许善达认为，如果上面的公式成立的话，基尼系数就存在一个公平和效率的均衡点。他说，在改革初期，小平同志讲，让一小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针对当时的分配过于平均、没有效率提出来的。他后来又讲，当财富增加了以后，社会发展、经济发展了以后，我们最后要实现共同富裕。我认为他说的共同富裕指的就是要控制收入差距，使公平与效率能够平衡。而现在中国的情况就是效率比较高，公平不够，所以出现了产能过剩的问题。

　　其次，产能过剩反映在收入差距上，就是收入差距太大了，因此消费需求不足。深入一步，市场经济和收入差距扩大有没有内在的联系？是因为市场经济本身就具有这样一种特征、规律呢？马克思的《资本论》讲的是对自由资本主义的分析，他分析的结论是那个时候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一定会导致收入差距过大。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那么这个结论还成立不成立？那么，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不是也存在这样的趋势？

　　先说资本主义高级阶段。美国商业周刊刊登的数据显示，1979年到2007年的28年间，美国非管理人员，就是蓝领工人的平均小时工资仅上升了0.1%。然而，美国的劳动生产率仅在本世纪初就上升了11%。这两个数据说明，在美国这样一个已经很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同人群的收入差距仍然在拉大。

　　再看我国的情况。虽然关于中国收入差距的情况官方没有做过统计分析，但是有不同的学者做过很多的研究。虽然数字结论不完全一样，但趋势是一样的，就是收入差距在拉大。

　　因此，许善达提出一个判断：居民消费率下降和经济周期无关。数据显示，我国居民消费率近十几年持续下降。最终消费包括政府消费、企业消费和居民消费。在中国现在整个消费增长里面，政府和企业消费增长的并不慢，只有居民的消费一直在下降。一般来说，宏观调控指的是反周期调节，就是要降低经济波动的波幅，延长它的周期，使得经济运行更加稳定。然而通过观察可以发现，居民消费的下降跟近十几年的经济周期无关，经济热的时候，居民消费率下降，经济冷的时候，居民消费率还下降。这给我们两个思考，一个是怎么认识这个问题，是不是市场经济本身的规律；第二个是，从工作角度讲，要想解决居民消费率下降的问题，靠宏观调控，靠反周期调节是解决不了的。

　　我们现在通常讲的政策，或者叫积极的，或者叫稳健的，或者叫紧缩的，基本上讲的都是反周期的，属于一种反周期调节。经济低潮的时候，就要扩张，货币政策适度宽松；当经济热的时候，就紧缩。但是如果说居民消费率下降跟这个周期无关的话，再用多少紧缩和扩张政策都不能解决居民消费率下降的问题。因此，作为政府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和战略的时候，有一部分肯定是反周期调节的，但是还应该有一些跟经济周期无关的、长期实行的经济战略。只有这样一种措施，才能解决这种和经济周期无关的问题。

　　根据这样的结论，许善达建议，政府应该搞一个居民收入增长的规划。这个规划要搞一段时间，比如说5年或者是10年，并且不能仅仅局限在反周期的政策思路中。要超越这个视野来研究中国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以及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要设计出一套跳出反周期调节的宏观调控的战略，然后包含着若干措施，这样才能够起到提高居民消费率、进而恢复经济均衡的作用。之前中国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等于是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结构调整的目标，推迟了结构调整的时间，用以保持总需求的增长，使得经济很快从金融危机中复苏。但是，不能永远围绕金融危机来处理问题，还是应该有一个长期的提高居民消费率的战略。

　　借钱给发展中国家输出产能

　　关于外需和内需的关系。许善达说，产能包含两部分，在所有的投资里，最后会形成一部分产能要输到境外去。中国是贸易顺差，总体上讲，是产能对外输出。实际上对国内来说，只要多出的部分产能能够形成出口，留在国内的产能和国内的需求就能够相等，达到均衡点。换种说法就是，如果能保证多余的产能出口，出口的比重越高，国内经济就越能接近于均衡。这比调整国内经济结构要简单得多。对整个经济的调，一定是个相对长的过程，不可能一步到位，需要搞5年到10年的规划，而且可能不只一个而是两到三个，要花10年，20年，甚至是30年来实现这样的均衡。但是在这段时间内，中国的产能已经大于了需求，而且居民消费下降的趋势在持续，解决问题的一个办法就是扩大产能的输出量。输出的产能越多，就能给国内调整结构准备出更长的时间和更多的资源，使得这个调整能够比较平缓、比较顺畅地进行。否则如果想在很短的时间内做一个剧烈调整，必然会给整个经济造成很大的不稳定。

　　如何产能输出？许善达说，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数量减少了25%。发展中国家本身发展是需要资金的，而且需求量还要增长。现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是极缺资金的。他们需要更多的钱开发潜在的资源。与此同时，中国的资金是过剩的，无论是外汇储备还是国内资金。

    外汇储备2万多亿美元没处花，人民币也过剩。许善达说，央行在金融危机之后，两次提高了法定的存款准备金率1个点，吸收控制了6000亿人民币。但是准备金率提上去，对很多资金的影响并不明显，为什么？因为在央行提高法定准备金率的时候，中国很多的商业银行，超额准备金率已经超过了3%。换句话说，就是商业银行拿着人民币没地方用，存在央行里。结果到央行提高法定准备金率的时候，商业银行只是把超额准备金率划出一个点到法定准备金账户上去，没有实质性变化。

　　商业银行的存款去年是9万多亿元，只贷出5万多亿。在中国，贷存比的控制指标是75%。就是存1块只能贷7毛5。但是发达国家是百分之百，吸收1块钱存款可以贷出1块钱。然而即使中国商业银行的贷款比例低于发达国家25%，仍然贷不出去。

　　许善达建议，中国拿出5000亿美元搞一个共享发展计划，借钱给发展中国家搞基础设施建设，同时要求这些国家用中国借给他们的钱来买中国的产能，从而把中国企业的产能输出去。中国政府虽然没有明确做这样的规划，也已经在做一些准备工作。他说，央行从去年三季度开始，向急需外汇用于对外贷款的商业银行施以援手。相比较其他公开市场工具，央行这样做一箭双雕。既能够调节外汇头寸，又能够回收人民币流动性。有一个数字，截止2009年11月末，商业银行金融机构外汇贷款3762亿，同比增长51%。而11月末，外汇各项存款余额2049亿，同比增长5%。换句话说，有1700亿的金融机构的外汇贷款不是靠存款支持，而是靠央行支持。这1700亿美元相当于回收了10000亿人民币的流动性，而两次提高1个点的准备金率只控制了6000亿人民币。

　　今年政协会上，人们很关注通胀预期。一般来说，央行调控物价的手段，一个是数量控制，一个是利率控制。在现在的情况下，用利率控制手段风险极大。因为虽然利率是由各国的央行定的，但是全世界资金的流动性非常强。如果你的利率提高到一定的水平，跟其它国家的利率相比出现了一定的利差，那么提高利率来控制国内流动性的目标，就会因为大量热钱涌入而使效果下降。因为中国的结汇制度，只要是外汇进来，央行必须拿人民币买，就要释放人民币，产生进一步释放人民币流动性的结果。

　　控制货币数量还可以用央票。这个办法控制的效果是可以的，发行多少央票就回收多少人民币，央行承担利息。但是这种控制的结果，对于资金的使用效率是没有任何帮助的，只是解决一个流动性过剩的问题。但是如果采用借钱的办法，就可以以资金做先导，用资金输出带动产能输出。这样，第一能够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第二能够带动产能输出，使得我们很多企业能把它的产品卖到境外去，第三能够回收人民币的流动性。

　　改革财税制度 调整三大产业结构

　　关于国内三大产业调整结构的问题，许善达重点谈了现行财税制度的阻碍作用。他说，从税收上来讲，1994年改革所遗留的最大问题就是营业税的问题。1994年改革的时候，由于种种原因，决定在商品领域全面推行增值税，服务领域全面保留营业税。增值税改革解决了过去产品税的弊端：第一重复征税，第二出口不退税。但是现在看，从1994年到现在已经16年了，在第三产业领域，我们实行的营业税仍然是重复征税，仍然是出口不退税。而且因为有营业税和增值税，这两个税制之间还存在着重复征税。这样的营业税制度就造成了现在第三产业的发展不理想的情况。

　　这个税制的影响有多大？许善达说，你可以想象一下，假如今天我们把增值税取消了换成产品税，然后重复征税，出口也不给你退税了，中国能不能成为一个制造业大国。不要说重复征税的问题怎么解决，光把出口退税降低几个点，看看出口会是什么局面？但是当前中国的服务业就是出口不退税，带着税出口，一道一道还要重复征税。这样的制度制约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对于增加就业、增加收入都有很大的负面作用。

　　他介绍说，地方上最近一段时间也进行了不少探索，有一点突破。其中有一个进步，就是一些城市搞的信息化服务，实行了免税政策。南京是澳门赌场这种服务做得最好的地方。但是这个突破的范围太小，领域太窄，绝大部分的服务业仍然还是处在一种重复征税和出口不退税、不免税的状态，所以在世界市场上就没有竞争力“如果我们不下决心改掉这个税种的话，我们国家这个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是实现不了的。”

　　不过许善达说，虽然税款占的份额并不大，但是要改这方面的税制难度非常大，可以说是把1994年改过的税制再改一遍。而且还需要领导人的决策。

　　但是他表示：“这一步假如某一天要迈出去的话，中国整个的局面就会大变。就像我们花了十几年，从一个普通的国家变成一个全世界的制造业大国，出口量超过德国变成世界第一。如果我们的服务领域再能有一个好的制度环境的话，中国的整体经济实力又将是今天难以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