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当前对中国实质性的城镇化进程的估计过高了。”10月14日，澳门赌场委员、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在陈锡文看来，不能简单按照当前的统计数据来估计当前的城镇化进程。“按照统计局的统计，去年乡村人口是6.7亿，但是按公安部统计，农业户籍人口还有9.6亿”，陈锡文说。

在陈锡文看来，现在我们统计意义上的城镇化发展这么快，是把近2.9亿农业户籍人口算在城镇常住人口里的结果。“要真正完成这一部分流动人口的市民化进程，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陈锡文说。

陈锡文告诉记者，他在成都市调查的时候，成都市算了一笔账，如果一个农民真正变成市民，一个人大概需要20万元。而根据北京市昌平区的经验，则需要30万元。

“如果3亿人变成城里人，一个人20万至30万元，那就是60万亿元到90万亿元。”陈锡文说。正是这样的原因，在城镇化推进过程中，一方面大家欢欣鼓舞，另一方面又忧心忡忡。

关于城镇化速度的判断，对当前的农村政策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很多地方折腾农民的地、折腾农民的房。”陈锡文说。

陈锡文告诉记者，一些地方城镇化推进的方式，基本上还是要“地”不要“人”，把农村的地圈进来了，但是真正的户籍人口其实没有增加，把农民挡在城门之外。陈锡文将此称之为“土地的城镇化”。

陈锡文表示，新农村建设中，把村庄搞干净整洁是必要的，但如果将农民集中起来“上楼”，只是为了把土地指标置换到城里来，那么可能事与愿违，结果不见得好。

陈锡文建议，应该强调大中小城市、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结构要适当科学布局，让经济增长重心更多地往中西部地区、往县和县以下地区转移、下沉，以便于农民就地就近转到非农产业，转入到城镇，对农民、对整个工业化的成本都会更低一点。

陈锡文建议，要更多地关注中小城市、小城镇和县域经济的发展，推进低成本的城镇化，不要把矛盾都集中到大中城市去。同时，稳定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

陈锡文认为，在农村基本政策上，当前争议最大的问题就是农业的经营主体问题。农业的经营主体到底是农户，还是大公司大企业？陈锡文认为，现在各地不少地方推崇大公司、大企业长时间大面积承包租赁土地，长期来看，对粮食生产稳定发展、农村社会结构的稳定和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带来的影响难以预料。

陈锡文认为，要顺应农业本身的发展规律，坚持农户的经营主体地位，农民能干的事要让他自己干。同时大力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加强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把农民解决不了、解决起来不经济的问题解决好，不断优化农户经营的外部环境条件。

“如果农民土地进了城，但失去了土地，又没有变成市民，可能会积累越来越多的社会矛盾。总之，城镇化宁可慢一些，也要扎实一些。”陈锡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