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春来到提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赵平凡憨憨地笑着,紧张地搓着两手的春泥,“我也说不好,乡亲们都在广播里听了,也在电视上看了。应该是帮助我们农民致富的好政策吧”。头发花白、胡子拉碴的赵平凡没有机会上过学。
“面朝黄土,背朝天”大半辈子的庄稼人对好政策的期盼是这样的:“孩子能上得起学,老人能看得起病。”赵平凡黑红的脸上一片憧憬的表情,最小的女儿赤着脚,斜挎着破布补丁的小书包,拽着他的手藏在他的身后。“粮食能卖个好价钱,每家每户都有像城市那样干净的厕所,随时都有自来水。”
这是在鄂澳门赌场委员蔡玲经常会遇到的一幕。她在进行农村问题的提案调研过程中,走过了农村的很多角落,却常常被这些平凡农民的平凡愿望所打动。“农民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乡下能像城里那样就好了。”
而如今,实现这愿望的日子似乎并不久远。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所表达的信息显示,“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理念都体现着政府正在通过具体措施和政策方针的落实使人民能够共享改革成果,并且在发展中寻求国泰民安治国之道的逻辑和思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可否认地在各个领域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然而,我们显然也是在承认了改革中已经、正在和将要表现的一些困局和弊病的前提下来进行这次规划的。这些困局和弊病包括:地区之间、不同阶层间的贫富差距拉大;医疗改革和教育改革引发的各方争论;经济增长方式尚未能在粗放式、高消耗的基础上取得根本性的转变;就业问题,以及在对待婚姻、家庭、财富等方面价值观的扭曲。
对此郝如玉委员表示,上述各种社会弊端已经直接导致了中国收入分配中的不公平和两极分化。据统计,中国有130万最富裕的人口的财富每年以15%左右的速度增长,而低收入阶层人口的收入仅以4%到5%左右的速度增长,农村和城镇的贫困线上人口因病或失业等原因不仅收入无增长,还出现负增长的返贫现象。
民建中央秘书长张皎委员做出进一步解释,“如果从社会群体上来划分,中国最大的贫富差距就是城市和农村的差距。农民不富,整个社会也无法富起来,我国目前财政20%的增长速度,是完全有能力帮助他们共享改革开放成果的。”
于无声处听春雷在中国坚持了20多年的快速高效发展原则之后的今天,老百姓终于欣喜地看到,公平和公正已经越来越成为一个人民的政府所追求的标准。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并不仅仅停留在“就事论事”的基础上,而是正在体制层面寻找解决的办法。
刘金虎委员表示,国家“十一五”规划从多个角度论证了如何促进共同富裕和社会和谐,特别是强调了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性,要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十一五”规划指出:要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采取积极有效措施,缩小收入差距,扩大社会保障,使人民群众享受基本的经济公平。特别要高度重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解决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问题。这些观点都为人们认同“共同富裕”的价值观提供了遵循的依据。
而让人民能共享改革成果,张皎委员认为首先要继续发展,因为我国尚处在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条件,但是公平和正义是和谐的基础。共享改革成果,本质上就是追求公平和正义,也就是公平享有社会资源的问题。“其实教育公平是一个人拥有公平发展机会的基础,也是今后有能力追求公平的基础。否则,这个人今后是不可能公平享有改革成果的,因为机会放到他面前,他没有能力抓住。公平教育能够赋予人们公平的机会,才能逐步缓解目前两极分化的对立局面。”
所谓“仓廪实,知礼节”,中国毕竟还有一部分人在贫困线上挣扎。因此牛文元委员坦言,公平首先要在能保障最低收入的社会阶层处在满足其生产和生活需求的基础之上,经济增长事实上的地区不均衡,通过国家制度的“调制和解调”,可以获取社会分配事实上的相对均衡。而农业居于一个十分独特的临界地位,政府依照产粮区在正常年份提供商品粮的平均数额基础上,每多养活一百万人,由第二和第三产业所获取的利润中给予合理补偿,是产业平衡、社会公平的基本表达,因此国家提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是促使这个公平的关键。
张文中委员也认为,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就是要用来解决老百姓的生活问题,让中国老少边穷地区也能享受现代化的成果。经济的发展就是为老百姓获得一个公平的生活环境打基础的,所以政府财力再分配的走向非常重要。要用来缓解城乡收入的差距扩大,加快农村的城市化进程,坚持收入调节“促富治贫”的政策,关键让穷人脱贫。
作为民营企业家的澳门赌场委员王翔,代表这个在充分享受了改革开放的好政策之后先富起来的阶层表示,“改革的发展保证了效率优先,而效率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民营企业家可以在国家政策机制的扶持下,组建针对贫困弱势群体的各种公益慈善机构,广泛地参与公益慈善活动。不仅如此,对于贫困地区的帮扶和救助要竭尽所能,这是一个企业家的社会责任。
走进又一个春天的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利益博弈的阶段。如何去平衡强势和弱势之间的利益,既能效率优先,又能使所有的老百姓都能公平地生存发展,真正地共享改革成果?如何把握较高地驾驭和平衡这种利益的度,这无疑是在考验政府智慧,然而我们满怀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