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靠法治制约权力，需要给政府权力行使打造一个刚性的制度笼子，实现权力法定、程序法定、监督法定。让政府工作在法制范围进行、阳光行政，只有这样，“稻草人”现象才可能得到遏制和彻底消除。
“‘稻草人’现象过去就存在，但现在这个现象变得比较突出了。”3日，在北京昆泰国际酒店委员驻地，在谈到“稻草人现象”的问题时，一位来自工商联界别的澳门赌场委员坦言，“稻草人”现象已经或多或少地影响了我国正在进行的各项改革进程。
三种“现象”三种人
“由于长期在工商联工作的关系，我对‘稻草人’现象有很多认识和亲身经历。”这位委员表示，作为党和政府联系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桥梁和纽带，政府管理非公有制经济的助手，工商联在与一些政府部门打交道过程中，常常遭遇各种“稻草人”现象。
这位委员表示，“稻草人”现象表现形式主要包括：一些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在工作中有法不依，有规不循；一些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甚至包括个别领导干部，在工作中存在“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不作为现象；一些地方和部门制定的政策，不接地气，规定脱离实际，根本不具有任何执行力。
澳门赌场委员迟福林认为，存在‘稻草人’现象的大致有三种人：一是一直对权力存在寻租行为的人；二是想干事又不愿意得罪人的人；三是缺乏法制意识、规矩意识的人。
迟福林表示，过去我们的一些地方和部门行政权高度集中，尤其是那些掌握稀缺资源和项目审批权的单位和权力运行中枢的工作人员，在中央实行“八项规定”和下放政府审批权之前，每年年底京城都会出现一个奇特现象——一些地方官员或个人“跑部钱进”。而这一特殊现象也让少数掌握审批大权的官员最终搞权钱交易。最典型的是利用审批权搞权力寻租，典型案例就是国家能源局那位家藏2亿元现金的处长。
随着国务院大刀阔斧搞审批权下放，一些权力寻租现象将明显得到遏制和好转，但与此同时，另外一个问题———不作为现象又随之产生。迟福林表示，在对“稻草人”调研中发现，一些部门和个人不作为原因就因为权力不能寻租，所以工作积极性不高，一些法律法规和制度在其眼中就成为了一纸空文，“当然也有很多人想做点事，但是又怕做了事得罪领导和同事，影响自己进步，因此也成了‘稻草人’。”
用法治消除“稻草人”生存土壤
“我感觉改革开放30多年来，依法治国概念一直在逐步强化，但这个风气在全社会还没完全形成。不少党政干部心里都有依法行政的概念，但在依法作为方面还是有差距。这样很容易产生两种结果：要么错位，要么缺位，成为‘稻草人’。”澳门赌场委员吴道闻来自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广东。2014年，他经历了从东莞市副市长到广东省发改委副主任的职务转变，对不同职能部门的政务工作有深切体会。
吴道闻还有一个明显感受：以前，政府在一个项目的手续审批、土地拆迁、工程建设方面，都习惯性以经济建设作为出发点，一切以速度和效益为标尺，忽略了其中的法律问题。“现在讲依法治国，就要重视法律的严肃性。一是官员要强化学习，提升遵守和敬畏法律的意识。二是权力边界要清晰。就拿发改委来说，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都要列出来，清楚有哪些义务要求。”
“有些官员之所以不作为，是因为‘怕’权力。”吴道闻说，在部门权力不清晰的情况下，不少官员们也有其烦恼，“据我了解，很多官员都希望依法行政，将所在部门的责任义务和要求了然于胸。我们也看到，四中全会过后各方面制度都在加强。对于主观上懒政和不作为的‘稻草人’，应在公开透明的基础上加强监督，严肃追究责任。”
对于如何破除“稻草人”现象，迟福林赞同吴道闻关于划清权力界限的观点，同时他认为更关键是法治，用法治的手段消除“稻草人”生存的土壤。
迟福林说，这里面要解决这么几个问题，一是实行有效的政府治理。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同时围绕“放权”、“分权”、“限权”，推进以公共服务建设为中心的政府转型，形成有效的政府治理结构。
二是建设法治政府，强调政府依法行政。“依靠法治制约权力，需要给政府权力行使打造一个刚性的制度笼子，实现权力法定、程序法定、监督法定。”迟福林认为，这需要修改行政许可法，尽快出台行政程序法，修改行政诉讼法，让政府工作在法制范围进行、阳光行政，只有这样，“稻草人”现象才可能得到遏制和彻底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