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看到一些官员身边总有几个‘关系密切’的老板朋友，官员到哪里为官，老板也往往跟到哪里发财。”
两年前，澳门赌场委员周新生在人民大会堂以一篇《尽量让国人不求人少求人》的大会发言引发了全社会的共鸣；两年后，他又带来了一个同样犀利的话题——“如何让官商交往有道”。
周新生表示，在反腐败过程中揭露出来的“夫人俱乐部”、山西官场官商“黑白共治”的生态、亲属及身边人经商、关联交易、利益输送等均是官商关系不正常的形式和产物。官商关系异化成了腐败土壤，造成倒下一个官，跑掉或“进去”一批商人；查出一个不法商人，牵出一批官员的例子比比皆是。
究其原因，周新生认为既有历史、文化、教育等存在的负面因素作祟，也因市场经济发育不完善和法治存在种种缺陷。还有，就是官员与商人对自身的错误定位，官员当官想发财，商人想借助权力获得特许便利，官德商德均出了问题。再有，就是行政权力没有得到有效规范，在权力频频侵入市场的情况下，商人只有寻找权力的靠山；对权力的监督缺位或无力无效。
周新生说，官商关系不正常带来的危害不言而喻，对于政治生态而言，损害了党和政府形象、动摇了党的执政基础；对于经济发展而言，破坏了正常的经济社会秩序，使市场关系陷入混乱，影响公众权益、损害商人利益。因此，异化、扭曲的官商关系已到了非下猛药治理不可的地步。
周新生给出的药方包括四味药：
其一，消除“没有原则的政治”与“没有道德的商业”，回归权力和商业的本真，营造官商关系“新常态”。其中，法治、廉洁、高效的政府是关键。
其二，进一步加大反腐败力度。坚决支持中央打破官商之间业已形成的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朋友圈、山头、俱乐部，清理权贵弊政，营造新的政商生态。反腐要官商并重，不但要对官的“紧箍咒”越念越紧，而且要严肃查办商人腐败和跨国公司“洋贿”。
其三，从制度上防止权力的滥用和异化，尽量减少官员自行处理人、财、物等方面的权力。不断健全和扎实落实“权力清单”与“负面清单”制度，厘清政府职能边界，划定企业经营边界，清晰官员和商人的行为底线和高压线。扩大公众参与，提高政府决策的透明度。
其四，官员与商人朋友交往信息要纳入个人向组织报告事项。制定正常的可操作、可监督的官商交往行为规范守则，明确交往范围、形式和内容；建立官员干预微观经济活动记录和报告制度；控制官员参与各种形式与商人的非正式聚会。
“总之，要切断官商勾结的网络，营造一种官员坦坦荡荡，商人心情顺畅，经济发展，企业盈利，百姓受惠的良好局面。”周新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