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颖一委员：
政府与企业应“保持距离”

2015-03-10  来源:人民政协报

2014年中国GDP增长速度下滑到7.4%，为1990年以来最低。考虑中长期因素，理性分析我国经济增速下降的原因，我认为大致有三类：

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降。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的人均收入达到70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经济增长的规律是潜在增长率与人均收入成反比。随着资本存量的增加和剩余劳动力的减少，潜在增速必然下降。但是，定量下降数字则需要科学、细致的研究。

经济中结构扭曲的纠正。特别是2008年之后，我国经济中的结构扭曲日趋严重：投资结构扭曲、产业结构扭曲、融资结构扭曲等，造成大面积产能过剩，投资回报大幅度下降，环境破坏加剧，其严重程度在其他经济类似高速增长时期不多见。纠正这些扭曲，必须停止、减缓、调整以往增长模式，可以看做是延期支付的成本。

激励机制的变化。30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力是个人、企业和政府，包括地方政府强劲的发展经济的积极性。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政府激励正在发生变化。过去那种政府深度参与经济决策的模式正在淡出，但规范市场经济的服务型政府模式尚未建立。

对此，不应该出台大幅度刺激需求的政策，不应该过度依赖央行的货币政策。

应该如何办？我建议：

首先，留出市场和企业内生调整和发展的空间。中国经济“韧性”程度高，不仅政府调节能力强，而且个人和企业对市场变化的适应程度大。要给市场自我调节的空间，给个人和企业调整的机会。

其次，发挥政府在供给政策上的作用。一方面应减少行政审批、加快财税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为民营企业松绑、促进金融创新、鼓励创业等。另一方面政府可以支持产业发展，但要改变方式。比如推动电动汽车发展，但并不直接参与投资和制造，而是发挥规划、协调以及促进基础设施建设的作用。

最后，重新定义政府激励机制，建立新型政商关系。解决政府“不作为”的办法不是回到过去那种“作为”，而是转变政府职能，把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从“关系紧密型”转到“保持距离型”，把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从“参与型”转到“服务型”。在法治经济框架中，重新定义政府激励，既减少政府腐败，又把企业解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