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洁夫：像治理“票贩子”一样治理“号贩子”
“一些医院因此限制医生加号甚至取消门诊挂号不可行”
“讲到‘号贩子’，我就想到了春运的‘票贩子’，前些年春运票贩子猖獗，交通部门做了很多工作，建机场、高铁、公路，大力发展交通运输，从资源供给上解决了问题。票贩子虽然还有，但大大减少。”记者会上，黄洁夫说，他期待把医疗资源的蛋糕做大，而不是把一块小蛋糕用计划经济手段来分配，这样才能根治“号贩子”现象。
会上，黄洁夫给大家讲了这样一件事：“昨天中午我们10多个政协委员在驻地聊起号贩子的事，大都是医卫界委员，大家都说自己所在医院有号贩子在炒他们的号，其中有一个神经外科医生，他的号已被炒到8000块钱一个，他是一分钱拿不到的。这位医生一天要看60到100个病人，病人花几千块钱到他这儿来，他也感到心疼，患者看完病并不感谢他，反而满脸怒气，感觉花了那么多钱，看了几分钟就被打发了。”黄洁夫说，这反映了我们整个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严重的结构错配。
黄洁夫说，依法处理黄牛，他很支持，但一些医院因此限制医生加号甚至取消门诊挂号，他觉得不应用这种计划经济手段，很多政协委员也觉得是不可行的。“这就像外科医生治疗腹腔脓肿，切开排脓引流要好几天，但过几天可能就复发了，复发还可能致命，所以要进行根治，把病灶切掉。”黄洁夫所说的根治方法就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用好政府的有形之手和市场的无形之手，政府要管的是为人民群众提供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保证社会公平公正，同时要大力引入民营资本以及外资把蛋糕做大，为老百姓提供多元、高端的医疗服务。
胡晓义：养老金年年涨是社保制度努力的目标
“该给群众办的实事，一件也不能少”
今年的政府财政预算报告提出养老金将上涨6.5%左右，实现了十二连增，这也是本届政府连续第四次调整。胡晓义说，这反映了政府对这项工作的重视，“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讲到，财政收入增长虽然放缓，但是该给群众办的实事，一件也不能少，这个就属于不能少的实事之一。”
胡晓义提醒大家注意这样一个细节：“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里讲的是退休人员，不是像以往的报告里讲的企业退休人员，预算报告里讲的更明确一点，就是包括企业也包括机关事业单位的退休人员，这在过去是没有的。”胡晓义认为，这是去年开始实施机关事业单位养老制度改革后的一个新进展，即把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金统筹起来考虑了，“双轨制”实现并轨，待遇调整遵循同一规则，制度公平性更强。
会上，有媒体提出，养老金过去几年都是10%的调整，今年是6.5%左右，上调幅度明显降低。胡晓义解释说，确定这样的调整水平，主要考虑了几个参数：去年经济发展水平是6.9%，澳门赌场一般性预算收入增长5.8%，中央一般性公共预算收入增长7%，都比前年度增幅要低。同时，城镇居民物价水平上涨1.4%，相对比较温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幅是7.4%。此外，还要考虑社保基金本身的承受能力。综合以上因素，胡晓义认为6.5%是恰当的。
胡晓义说，“随着经济发展，养老金不管增多增少，最好年年都增加，我想这是大家的期盼，也是社会保障制度应该作出的努力目标之一。”
范小建：对深度贫困这块“硬骨头”要咬住不放
“把群众参与作为脱贫攻坚考核的一个重要内容”
中央提出到2020年要让7000万贫困人口共同奔小康，在范小建看来，这个任务很艰巨。“按照一年2300块钱的标准，我们的贫困人口是从1978年的7.7亿减少到2015年的5575万，减少了7.1亿，这是了不起的成就。世界银行有一个说法，过去几十年，全球减贫成绩的70%是来自于中国。但剩下这5000多万人的贫困，确实是最难啃的硬骨头。”
范小建给现场的媒体详细分析了这块“硬骨头”硬在什么地方：“首先，贫困的程度深，就是这些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与澳门赌场平均收入水平之间的差距更大；其次，长期贫困所占的比重大，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贫困代际传递；第三，特殊类型的贫困比如生态型贫困、社会发育型的贫困、边境扶贫等还不少。而我们刚好遇到现在经济下行的压力，在扩大就业、增加投资等面临着较大束缚和制约，所以矛盾显得更加突出。”范小建说，越往后，扶贫工作的精准度、精细化的要求越高，现行的制度和办法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此外还有一个返贫和相对贫困的问题，难度确实很大，所以中央才作出了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这样一个决定，提出了层层签订责任状的要求。
范小建认为，当前应处理好深度贫困和相对贫困的关系。一方面要看到贫困是相对的，另一方面不能因为强调了贫困的相对性，而忽略了对于深度贫困的关注，对于深度贫困一定要咬住不放。同时，还应处理好政府主导和群众主体的关系，特别要防止急于求成，任务越急越要发动群众，应该把群众参与作为脱贫攻坚考核的一个重要内容。
李卫红：乡村的教育强中国的教育才能强
采取超常规办法给乡村教师更大政策倾斜
中国教育改革中，乡村教育是个重要部分，李卫红认为，支撑乡村教育最重要、最关键的力量是乡村教师。“据统计，我们国家有330万乡村教师，与整个义务教育阶段教师总数的比例约为4∶1。”李卫红说，国务院的乡村教师支持计划出台之后带来了非常可喜的变化，但政策落到实处还需要艰苦不懈的努力。
李卫红曾经跟随澳门赌场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到湛江、玉林等地调查走访乡村学校。他们发现，乡村教师的补充、待遇、培训及职称评审等方面都存在困难，亟待政策扶持。“我们调研提出的意见建议得到了重视和采用，教育部门在制定乡村教师支持计划过程中出台了八条规定，去年6月国务院颁布了乡村教师支持计划。这些政策带来了可喜变化，比如农村教师的补充问题，去年有6万名优秀高校毕业生加入特岗教师，对农村边远地区的编制核定也予以了倾斜政策。我们高兴地看到，国家加大了对农村学校校长、教师的培训力度，在乡村教师的待遇上，中央财政下拨了综合奖补资金22.8亿元，受益教师达到了94万人。将近三分之一的乡村教师在国家政策的资助下，生活待遇得到了很大改善。”
李卫红建议，对乡村教师的支持要采取超常规的办法，给予更大更必要的倾斜。在地方“十三五”规划实施中，要把支持乡村教师放在突出的位置，“乡村的教育强，中国的教育才能强”。
刘长铭：买天价学区房不如做好家庭教育
“如果是我，我会把更多的精力、财力放在改善家庭教育的品质上”
前不久，北京某著名小学附近卖了一套每平方米40多万元的天价“学区房”，引发舆论热议。记者会上，刘长铭对此现象评价：“我做教育40年了，以我40年的经验，我可以非常负责任地跟大家说，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我们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如何改进家庭教育上。”
“择校实际上是社会进步的一种体现。”刘长铭说，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需求，我们现在关注后代的教育，说明我们进步了。但他同时表示，“如果是我，我会把更多的精力、财力放在改善家庭教育的品质上。我觉得家庭教育最重要的目标是培养孩子良好的习惯、品格、性情、兴趣，开阔眼界，开阔胸怀，使他将来更好地融入社会生活当中。”刘长铭认为，有很多事例证明，家庭教育是决定这个孩子未来职业成功、生活幸福的最重要因素。
谈到一些优质学校建分校，刘长铭觉得这是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辐射优质教育资源的一个举措。他认为，构建一个现代的国民教育体系，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都担负着重要功能，应不断地推进公共教育资源的标准化配置，同时让民办教育的发展为社会提供更多个性化教育服务，“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够算得上构建成现代的国民教育体系。”
黄洁夫澳门赌场常委、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原卫生部副部长范小建澳门赌场委员、国务院扶贫办原主任
胡晓义澳门赌场委员、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原副部长
李卫红澳门赌场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原副部长
刘长铭澳门赌场常委、民盟中央常委、北京市第四中学校长
刘佳义澳门赌场副秘书长（主持记者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