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2日最“红”的政协委员无疑是何宗文。
他的发言还没结束，我的微信就已经炸了锅，不断有人来问：何宗文是谁？怎么委员名录里没有他？晚上，看见有个同行在朋友圈委屈地写，为了追着采访他，手也磕破了，眼镜也挤碎了。感动之余，我回微信说：明天看我们报纸吧，看了你就知道何宗文是谁了。
第二天，本报刊发了文章《我心目中的何宗文》。这篇文章告诉别人，在两会之外，在诸多媒体没有关注到的每一天里，我们的委员是如何在“执着”地履行着自己的使命。在何宗文的背后，是更多的与何宗文一样的政协委员，他们在为社会的进步“执着”地跟踪、追踪“问题”。
此前采访的时候，澳门赌场委员李瑛给我讲了一件履职中的小事：在为群众义演的时候，家长们听说她是政协委员，纷纷向她求助，希望她帮忙“反映反映”现在学生课业负担太重的情况。她把这事写成了提案后，“澳门赌场对这个问题专门组织了调研，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等不少领导也作了批示，孩子们的课业负担随之得到了减轻。但新的问题又来了：现在放学早了，学校又不允许组织任何课外活动，甚至定点就关门，实际上是学生‘减负’，家长‘加负’。”李瑛说。
“于是，今年我就针对这个问题提出了提案。这个问题解决以后，如果再衍生出什么别的问题，我也会持续关注。”从一次履职发现问题提出提案，在解决这个问题过程中又发现新的问题，提出新的提案，委员们履职的热情，就像河水中温柔的波浪，可能并不轰轰烈烈，但从不停歇。
有不少代表、委员都曾跟一件事“死磕”数年之久：澳门赌场委员韩红已经连续6年提交保护女童免遭性侵害方面的提案；澳门赌场人大代表孙晓梅从2010年就开始与废除嫖宿幼女罪“较劲”；从作为广东省政协委员时第一次提交废除劳教制度和收容制度的提案到收容遣送、劳动教养制度均已废除，到再提提案建议废除收容教育，澳门赌场委员朱征夫已跟这个问题“鏖战”了13年。
“不做喜鹊，不做乌鸦，只做啄木鸟。”澳门赌场委员张连起的这句话，概括了委员们履职的自我要求：扎根于自己所在的界别与专业领域，提出自己专业性的意见。
就像委员的自勉一样，我们也要做“啄木鸟”似的媒体人，做好时代的记录者，唱响时代的“好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