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日双周协商座谈会上，澳门赌场委员、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副所长顾行发先介绍了从2005年开始，自己所在的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受聘于科技部国家遥感中心代表中国参与地球观测组织的情况。而多年参与国际科技组织的实践经验，也让顾行发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国际科技组织对国际大科学计划的巨大推动作用。

有了国际科技合作的经验，顾行发从“十三五”规划中，敏锐地感觉到“积极提出并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这句话的分量。

有了参与的经验，顾行发在发言中慎重地道出了他的担忧：“相比欧美国家，我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还比较弱。”在他看来，“现在不差钱，差的是渠道。”

他举例说：“国际科技组织总部设在中国大陆的仅有68家，占所有科技组织的比重仅0.53%！这个比重之低，不仅远远落后英美法等欧美国家，甚至还不如印度、韩国等亚洲邻国。”他认为，这正是我国国际科技合作渠道不通畅的表现。

目前，我国虽然鼓励国际科技组织的建立与发展，但出手并不快，尚未出台配套的指导方针和支持政策。顾行发认为：“科技合作要与国际接轨，然而机构运行、经费支持等不能与国际接轨，如何吸引国际机构落户中国？”

具有相同观点的潘锋委员在发言中说：“以我为主的国际合作大科学计划的支持渠道还没有建立。”并介绍说，目前，我国大科学工程建设项目单体最大不超过20亿元人民币，这样的支持规模，与牵头国际合作大科学计划的要求相去甚远。他认为，“我国对于走出去的国际合作大科学计划的支持渠道也没有建立。”潘锋说，早些年我国还能以实物贡献的方式参与到国际科技合作中去，今后我国要以平等伙伴的身份参加，就必须投入相当的经费。

“要牵头国际科技合作，我国就必须有突破现行体制机制的勇气，对内制定一套与国际接轨的管理办法，对外建立投资海外的经费渠道，创造一个良好的政策环境。”潘锋委员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