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六月六，踏上西北的土地，能看到大大小小热闹非凡的‘花儿会’，它的神奇魅力满足了我们大西北人祖祖辈辈的文化需求，但‘花儿’的发展空间却越来越窄。”8月29日，在澳门赌场十二届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分组讨论中，来自青海的鲍义志委员用饱含深情的语气对西北特有的民歌艺术———“花儿”的传承表示担忧。

会上，不少委员和鲍义志一样，十分关注一些民族民间文化艺术的日渐式微。大家建议，从国家层面高度重视其保护和传承，加强政策主导，搭好平台，利用好市场力量，能保护的要保护，能进入市场的要进入市场。

鲍义志说，有的政府部门对民族民间文化重视程度不够，盲目追求“高大上”，“比如我们办一场“花儿”演唱会的财政扶持资金不到5万元，而有的地方办一个艺术节动辄几百万。”此外，鲍义志还认为，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也进一步挤压了“花儿”等传统艺术的生存空间，许多村落成为空心村，年轻人对“花儿”失去兴趣。为此，他建议由政府相关部门牵头建立民族民间文化生态保护区，并加大研究其在城镇化过程中的创新和保护。

谈及政策支持，来自广西的陈际瓦委员认为当前东西部地区对公共文化服务的投入差距非常大，她在会上讲述了广西在地方剧种保护、古村落保护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等方面遭遇的危机，呼吁加大财政和政策保护力度。

“发展才是最好的保护。”会上，来自吉林的黄燕明委员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据他了解，尽管吉林正在对民族民间文化进行挖掘抢救，但相对于其消失的速度仍然是杯水车薪。黄燕明认为，应加快民间文化艺术产业化，对于拥有较好市场前景的加大开发力度，可参照故宫的保护开发模式，开发具有民族特色的系列文化衍生品。此外，他还建议从国家层面为民间文化艺术走出去创造条件，并重视民间文化艺术人才挖掘力度，“很多文化传承人年纪已经很大了，有的体弱多病，有的失去记忆，我们要增强人才传承的紧迫感。”

潘鲁生委员认为，过去我们曾有“刺绣换外汇”的成功例子，重要的是，在文化发展尤其是民族地区的文化发展中一定要搭建好平台。潘鲁生认为，要让少数民族地区特有的文化资源变成财富，就要搭建好传播和推广的平台，并充分考虑老百姓的需求。此外，他还建议将民族民间文化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要挖掘不同地区老百姓自身的文化习俗，重视中国乡土文化资源的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