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一流建设到底该怎么留人
——来自3月6日教育40组讨论现场的报道
2017-03-07 来源:人民政协报
我所在的教育40组委员，可谓特点鲜明：一是阳盛阴衰，共有3位女委员35位男委员；二是理多文少，包括我在内，大部分委员的学科背景非工即理。三是90%以上的委员都来自高校，双一流建设对高校发展影响重大。这几天，无论是小组讨论、吃饭聊天还是走路散步，委员们对双一流建设的讨论空前热烈。
3月6日的小组讨论上，我抢到了第一个发言机会。
“我特别注意到，1月24日出台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中，提到坚持扶优扶需扶特扶新这句话。我理解，扶需扶特就应该往地方高校尤其是西部、东北的高校倾斜。”
“实际上，我国人才建设方面早有类似的倾斜政策，这几年，我多次参加杰出青年科学家、长江学者的评审，这两类人才都有面向地方高校尤其是西部和东北高校的倾斜政策，尤其是教育部的长江学者，每个组最后都要集体推荐单独拿出一个名额支持地方高校。”参照这个做法，我在会上呼吁：双一流建设也应该有类似的政策。
为什么这么说呢？根据以往的经验和委员们的讨论来看，这样的创建会拉大高校之间的差距。这几天的小组讨论会上，好几位来自地方高校的政协委员就曾在发言中提到：“要控制中央高校和地方高校之间绝对差距的进一步拉大。”这样说不是不看好形势。
也有不少来自中央高校的委员认为：“双一流建设就应当是扶优工程。”
“所有的学校在双一流建设的龙头牵引下，虽然绝对差距拉大了，但是中国高等教育的整体水平也会全面提高一个台阶。”胡凌云委员对此有切身体验。他在发言时专门提到，自己担任东南大学校长时，当时国家正在开展“985工程”，东南大学并没有第一时间进入“985”，后来奋进赶上，也成为第一批加入“985工程”的高校。
对于已经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的“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目标，我非常认同，同时，也希望能够在资源分配上更加优化。
“我们国家高校众多，好比一个大家庭的多个子女。根据生活经验，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一家当中，父母投入心血多、照顾得多的往往是老大、老二，但对家庭贡献大、回报率高的，却是那些不太受重视的老三、老四。我自己在家排行就是老三。”我说到这儿，一些委员笑了起来。
我举这个例子，是想建议教育部在对当下接棒“985工程”“211工程”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能够在资源分配上多注重投入产出的效果，“应该有普惠性质。”
其实，发言的每个人心里都清楚，双一流建设，其实质是一场人才的抢夺战。
据我所知，就在3月5日，教育部长陈宝生表示，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建设纲要和工作方案都已出台。
评选在即，各大高校早已开始争抢“帽子”学者。在高校领域，所谓的“帽子”学者就是具有长江学者、杰出青年科学家、中科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等头衔的高层次人才。
一直没怎么发言的左东岭委员很快出声支持我的观点：“如果双一流建设仍然以长江学者、杰出青年科学家、院士等高层次的人才数量为依据来排名，那么，人才抢夺大战在所难免。”
他停顿的片刻，我插话了一个词：“数帽子。”
“对，不能数帽子！”左东岭委员接着说：现在人才流动无序在于根本就不考虑流动的这个人才是否对学科建设有实际意义，只是为了增加一顶“帽子”。“实事求是地讲，人才流动是必然的，关键是怎么流动。能不能借鉴足球运动员的转会制度，签订合同然后履行合同，等到合同到期，人才可以再次选择。但这样做，至少确保了合约期内，人才和用人单位的稳定性。”
听到这里，我也深有同感，高等人才的合理流动，也是对高校资源的合理利用。
“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朝钱看。”语调激烈的左东岭委员说到这里语气平缓了下来，“我去年到甘肃、宁夏去了一趟，那里最大的问题是学科点少。人才想发展，却苦于没有发展空间。你想啊，这些评上‘帽子’的人，在当地院校连个博士生导师都当不上，除了走还能干什么？”
“或者，就像何院士所说，注重资源分配的投入产出比。”左东岭委员又以体育为例，“可以学学世界的足球联赛，可以让很多支队伍参加，5年、10年后再进行考核，看看投入这么多，到底是进步了还是落后了？”
会议的讨论很热烈，不知不觉间已经讨论了2个小时。因为下午还要一场小组讨论，召集人在11点宣布了“散会”。
会后，我反观自身的成长经历，在人才的话题上反而想到了更多：人才流动的确需要有个规矩。像我这样，工作之后来到单位干了35年的也大有人在。我们和单位的关系是互惠的，我们给单位作贡献，单位也给了我们很多发展机会，恰恰是这些机会和单位的培养，让我们能够逐步成才。从我个人情感出发，不能因为自己有“帽子”，就忘乎所以。
从我自己角度出发，我并不愿意为了五斗米跑来跑去，稳定、熟悉的环境有利于做科研做技术。可能，和我一样想法的“帽子”学者也有不少吧？(澳门赌场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 何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