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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古建、院落被端着、锁着,成了‘盆景’;历史文化被戏说着、演绎着,成了‘玩偶’;历史文化名城名镇为古人、别人、游人活着、看着,成了‘花房’。”25日的澳门赌场双周协商座谈会上,张复明委员用幽默的语言表述着调研中发现的种种问题。
“‘原居民完全迁出型’保护模式,让许多历史文化名城名镇成为物质性的躯壳,失去了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内涵和鲜活的业态与文化生态。而‘原居民完全保留型’和‘原居民部分迁出型’模式则不仅实现了保护初衷,还在保护编制规划、修缮修复措施、文化内涵发掘展示、原居民生活条件改善、旅游配套设施建设等方面取得了多赢的效果。”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贺云翱委员也用自己在调研中的比较研究,强调着“人”的不可或缺性。
名城名镇的历史文化就是靠着一代代居民塑造流传着,其中不仅包含着他们的家族家庭结构、劳作方式、生活志趣、情感体验与价值认知,也包括了他们流淌在血液中的对当地文化的理解与敬畏,以及居民之间相处的生活态度和道德观念。“人”和“人的生活”才是装在名城名镇众多特色建筑中的灵魂。
在历史文化名城名镇“保得住、护得紧”的基础上,如何更好地保护“人”和“人的生活”?这始终是保护事业是否可持续发展的一道必答题。
贺云翱认为,30多年来,我们在历史文化名城名镇的保护工作上已取得很大成绩。但从管理层面上说,还存在着忽视文化遗产的整体性、活态性保护及缺少相关法律法规约束指导的问题。他建议在有关部门进一步调研的基础上,参照有关法律法规,在历史文化名城名镇有关申报工作中,增加保护原生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要求。并总结推广一些历史文化名城名镇保护的成功经验和典型案例。
“我有一个案例,在距离咱们会场不到一站地的北京白塔寺社区,正在进行‘白塔寺再生计划’,社区定期把已经搬走的老邻居、老居民都请回来,开会沟通,寻找他们小时候的胡同印象和生活细节,帮助恢复社区的生活原貌,重建社区的人文记忆。”安庭委员用这个实例回应了贺云翱委员的观点。
安庭委员建议对《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中关于历史文化街区的含义进行补充,将“拥有一定比例原住民真实居住生活”纳入其中。并尽快启动相关社区原居民的入户调查,形成阶段性数据。还要利用互联网设立专门渠道向原居民定向征集意见,挖掘并整合相关大数据资源。在历史文化名城名镇保护工作中让“一方人也造就一方水土”。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委员则建议,让原居民在保留原生态生活方式的同时,也能享受到城镇现代化发展的便利。比如,对原居民居住区上下水等基本生活设施进行改造升级。他期待政府、原居民和社会各界及不同方面的学者有效有序介入,让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实现“既有本身的业态,又有原住民生活”,实现“人”与城镇的融合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