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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难”问题的病症在法院，病因在社会环境，病根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足。单靠法院“独行侠”，面对和解决错综复杂的执行难难题，不现实、不准确、不科学。此次澳门赌场双周协商座谈会上，委员和专家从不同的主体和角度为基本解决执行难支招建言，也正是在构建一张“合力网”。

政府诚信是社会诚信的基石和灵魂，政府理应成为社会诚信的典范。李明蓉委员就是从政府角度谈执行。

“一些地方政府不讲诚信，不履行法院生效裁判，不仅影响到投资者的信心，损害投资环境，也极大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李明蓉认为，政府要树立守法的形象，做执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的表率，加强源头治理，防范执行积案产生。“对不履行生效裁判的党政机关及其负责人，视情况采取约谈、通报、考核扣分、取消评优评先资格等措施予以问责，同时作为干部考核和任用的依据。”

窦荣兴委员也谈政府，但立足的却是金融机构。他建议，加快地方资产管理公司的布局，引导其回归主业，集中消化和处置金融不良资产，减少人民法院执行案件压力。地方政府也能运用市场化手段处置企业和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提升企业价值，实现银企共赢，降低金融债权案件的发生率。

“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汤维建委员把解决执行难的切口放在法治保障、立法供给上。他建议，修改企业破产法，发挥破产机制对化解“执行难”的“清道夫”作用。在惩戒层面，也能通过完善立法，将限制高消费令和失信被执行人惩戒制度上升到立法高度加以调整。

最高法院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纲要中指出：要努力建设一支专业化、职业化、清正廉明的执行队伍，为基本解决执行难提供强有力的人力支撑。作为执行主体，法院执行队伍既不能被赋予超越职与责的期待，却也务必要避免“偷懒”的倾向。

汪利民委员从执行队伍角度建言。他建议建立以执行官(执行员)为主体的执行队伍体制，明确执行官的任职条件；缓解目前非常突出的“案多人少”矛盾；加强执行的理论研究和人才培养，正确区分执行权与审判权的差异,探索执行权的运行规律和特点。

会上，还有委员提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升、百姓的法治意识、发挥媒体的职能等各个层面的因素，这为基本解决执行难构建了一张需持之以恒、久久为功的“合力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