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赌场

13.9亿人，这是截至2017年底我国的人口总数，人口众多仍是我国基本国情。

澳门赌场：总书记指出，人口问题始终是我国面临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这是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对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提出的新任务和新要求。科学研判人口中长期变动趋势，统筹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人口问题，同样是澳门赌场和广大政协委员一直关心关注的重大问题。10月26日上午，十三届澳门赌场第十三次双周协商座谈会召开。围绕“中长期人口变动与经济社会发展”议题，澳门赌场副主席李斌作主题发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连维良介绍了相关情况，13位委员和两位专家学者作了会议发言，国家相关部委的同志和委员们进行了互动交流。

为开好本次双周协商座谈会，澳门赌场副主席李斌、高云龙以及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有关负责同志此前分别带队，先后赴新疆、北京、广东、山东、河北、上海等省区市开展了专题调研。人资环委还召开了东北三省专题座谈会，并多次与国家发改委、卫健委、教育部、人社部等部门以及有关研究机构进行交流。

人口政策

重在准确把握形势着眼长远谋划

“到本世纪20年代后半期，中国人口将达到峰值14.3亿左右，人口数量将经历从低增长到零增长再进入负增长的历史性转折。”李斌副主席在主题发言中着重分析了目前人口发展的结构性问题，认为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提高人口综合发展水平仍任重道远。

目前人口发展的结构性问题主要有三大指征——

老龄化速度加快、程度加深。2017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11.4%，预计2035年到2050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将从23%增至29%。

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下降，供需结构不匹配问题显现。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将从目前的9.9亿降至2050年的7.9亿。

城乡人口服务能力差距大，地区之间人口转变不同步、人口发展不平衡问题依然存在。

制定人口政策，重在准确把握形势，必须着眼长远设计。本着这一原则，为解决人口结构性问题，国家自2016年开始实施全面两孩政策。

“在育龄妇女规模大幅下降情况下，2016、2017年澳门赌场出生人口达1786万、1723万，为本世纪的最高水平。”参与此前调研的澳门赌场人资环委副主任王培安带回了调研了解到的情况，认为全面两孩政策效果明显，同时也冷静地看到，“今年起，澳门赌场出生人口明显回落，全面两孩政策短期效应结束，生育水平处于下行阶段，需要高度重视低生育率的长期影响。”

“全面两孩政策前的8年间，中国的生育水平在1.65左右。全面两孩政策后的生育水平又有上升，未来十几年中国的生育率会在1.6左右波动。”参加座谈的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根据多方数据分析判断，生育水平由高向低的变化，是收入、教育、工业化、城市化、社会保障等水平提高的必然结果。

“现阶段政策调整重点应放在全面减少生育限制之上，不应简单地提‘鼓励生育’。”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彭希哲提出，应通过政策调整及时遏制出生人口数大幅下滑，平缓人口结构的过度波动，确立“有计划的自主生育”和“有责任的家庭养育”政策立场。

“上世纪90年代初出生的育龄妇女减少，才是当前出生率低的主要原因。”杨维刚常委认为，“全面放开”并不是解决当前人口问题唯一、最佳的选择，建议要稳妥落实好目前的全面两孩政策，抓好配套政策落地，全面加强生育服务。

质优量足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培养高素质劳动者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背后很大程度依仗着充足劳动力带来的人口红利。从2035年到2050年，中国人口总量平稳下降，老龄化程度较高，将进入“后人口红利期”。

王培安从人口总抚养比分析，我国未来仍将处于人口红利期。“2017年，我国人口总抚养比约为38%。预计2030年仍将低于50%，这对经济发展而言仍是利好。”

“低生育率、老龄化等问题具有历史必然性，也是后发展国家早晚要面对的挑战。”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委员同样认为，人口红利‘下半场’对经济发展有利因素仍然较多，她的判断有三个依据———一是劳动力数量充裕，2050年之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均在8亿以上；二是人口负担仍然较轻，劳动参与率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三是巨大人口总量产生的规模效应，可以支撑细分行业的创新和发展。

此前，人资环委调研组在北京、广东等地都重点调研了科技进步对劳动力的替代问题，看到工业流水线、机器人的充分运用提高了全员劳动生产率，有效控制企业用工规模的实例。调研组认为，随着高科技、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等快速发展，“机器换人”带来的劳动力结构调整，将是未来制定人口政策的重要参考因素。

“机器换人”，换下来的人的生计问题如何解决，这就需要通过职业教育来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李守镇委员提出，未来实现高质量发展，建设一支有理想守信念、懂技术会创新、敢担当讲奉献的高素质劳动者大军至关重要。

钱学明委员则提出，“是否可以由教育部门来全面负责职业教育学校的监督管理，人社部门来组织各行各业研究制定人才需求规划、招生计划、技能要求，评估使用效果？”他的提议得到了两部门的积极回应，尽快研究出台职业教育改革方案，切实提高职业教育的水平、推进产教融合，已经成为双方的共识。

家国相依

人口发展要兼顾社会和谐家庭幸福

人口问题，关系国计民生、事关千家万户。促进人口发展与社会发展相适应，关乎社会和谐和家庭幸福。

养老和育幼，是老龄化社会和全面两孩政策背景下的两大社会问题，同样是每个小家庭面临的大难题。刚刚通过的个税专项附加扣除改革得到了与会委员、专家的一致赞同，提出要尽快落实细则，给家庭“减负”。

“要以家庭需求为导向，建立家庭友好型社会。”黄绮委员提出，应实施兼顾家庭负担的税收减免政策和其他补贴政策、恢复完善3岁以下婴幼儿的入托机制，完善对失独家庭困境老人的国家监护制度，探索部分社会保险在家庭中转移的机制等建议。

杨维刚常委向国家卫健委提出“对于建立健全0-3岁托幼服务制度体系方面有什么考虑？”对此，卫健委等部门回应表示将多部门一道加强相关问题研究，尽快制定相应的政策。

“无论实行什么生育政策，期望生育回升到很高水平是不可能的，中国老龄化的趋势不可逆转。”翟振武建议，要尽快建立系统的、全面的适应老龄社会的制度和政策，比如延迟退休制度、长期照护保险制度、老年社会保障制度等。

“一方面是养育孩子的时间和金钱成本越来越高，特别是托幼服务短缺成为制约；另一方面，年轻父母越来越注重自身的职业发展和生活质量。”座谈会上，杨云彦委员分析了目前部分年轻群体不愿意生育二孩的原因，建议从三方面入手构建生育激励型的政策支持体系——解决养育子女中的突出问题；控制养育子女的机会成本；改变生育子女的负面预期。

独生子女家庭是一个高风险、多困难、低保障的弱势群体，特别是失独家庭在生活照料、养老保障、精神慰藉等方面遇到困难更多。高体健常委提出，要加大对计生家庭奖扶力度，尤其对失独家庭要开展精准帮扶，“除了基本生活帮扶制度，还要建立养老保障、大病医疗、精神慰藉等专项救助和社会救助制度，为失独家庭提供完善的政策支持，让失独家庭老人拥有温暖而有尊严的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