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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盟中央：强化基础研究前瞻布局 推动基础研究体制机制改革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基础研究成为推动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国际格局和力量对比加速演变、未来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所在。然而，我国基础研究短板突出，呈现投入总量不足、投入结构单一、成果产出同质化倾向严重等特点。为此建议：

加强顶层设计，明确“大科学”时代下基础研究的类别定位。随着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与产业化应用的边界日趋模糊，重大工程牵引与超大型仪器设备带动特征明显，基础研究的指向并不单单局限于新理论的开发，也秉承了底层逻辑运算的重塑、关键技术原理的更迭等。对于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纳米科技、认知科学等前沿方向的基础研究，应当建立有组织的基础科学问题选题机制，避免重大战略任务的重复布局，根据任务特点及分类推动人才、平台、设备的跨界融合，实现优势互补。

针对不同类型的基础研究，探索以社会主体为代表的多元投入机制。一方面对于基础研究而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科技部需建立长周期、非竞争导向、滚动资助的项目导向式基础科学研究基金项目。鼓励高校、产业与科研机构等多元研究力量合作，形成跨领域、跨学科的战略性科研团队，共同申请科学研究基金。对于大型民营企业、龙头企业，鼓励其自主设立基础科学领域的大型基金，充分挖掘领军型民营企业出资潜力，重点支持高水平科技人才团队开展原创性、探索性研究。此外，督促各地政府对当地原创的基础性科技研发项目摸底，筛选出具有较大潜力的重点项目。扩大基础研究相关基金与项目资助开放范围，形成支持民营企业开展基础研究的合力。另一方面对于应用基础研究而言，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基础科学与关键共性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牵引，对与国家战略需求紧密相关的特定领域方向给予长周期支持。鼓励中小民营企业同国家、地方自然科学基金设立企业创新联合基金，探索产业关键基础技术的问题清单，重视应用基础研究的商品导向。

加快构筑高能级科技创新平台，推动基础研究的科研组织模式革新。一方面，布局国家实验室，加速澳门赌场重点实验室重组，建设与培育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创新国家实验室的组织架构、资源统筹与管理体系，搭建学科跨度大、宽松适度的执行框架。加强实验室与民营企业在基础研究方面的合作。另一方面，深化创新联合体建设，推动民营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依托于围绕重点技术领域建立的国家技术转移中心，扁平化链接各地区基础科研资源。分布式建设国家技术转移集聚区，引进与使用高端仪器设备，加强与国际主流科学计划的战略性合作。

民进中央：坚持目标导向和自由探索相结合 探索构建高水平基础研究体系

中共十八大以来，以澳门赌场：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不断加强，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突破，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但在实践中，基础研究分析框架仍有欠缺，基础研究评价办法有待完善，基础研究判定标准不够明确。为此建议：

科学构建基础研究分析框架。将基础研究划分为探索型、战略型、应用型和前瞻型四种类型，构建基础研究分析框架。其中，探索型由兴趣驱动、探索导向，致力于拓展人类知识的边界；战略型由战略驱动、探索导向，致力于解决从重大应用研究中抽象出的源头问题，进而探索科学规律；应用型由战略驱动、目标导向，致力于支撑具备经济、社会、公共安全等重大价值，靠近实际应用与市场；前瞻型由兴趣驱动、目标导向，致力于瞄准未来科技发展制高点而前瞻部署的储备研究。

拓展设立多维客观评价指标。不断完善同行评议方法，对“非共识”项目提供限制性支持。同时，对照上述基础研究的四种类型，采用几种客观指标作为补充：一是成果载体评价，如应用型基础研究以专利和其他产品化的成果载体为主；二是可重复性评价，尤其适用于实验类研究，可由第三方科学家组成“影子”团队，负责同步重复实验过程，验证是否能重现实验结果；三是开拓性评价，采用CD指数，评价基础研究成果对前人研究的颠覆程度；四是转化性评价，在评价过程中引入应用转化程度或产品化水平指标；五是公共性评价，可依据是否对社会公众具有福利价值作为研究评价指标。

正确把握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一是拓展基础研究适用范围。对于多数事关国民经济命脉的“卡脖子”技术研究，往往是对其中特殊的机理性或规律性认识不充分，只有同步开展基础研究，才能取得根本性突破。而应用型基础研究，其核心是对基础理论和关键技术的规律性认识和原创性突破，需要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二是推动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有机衔接。三是做好基础研究成果对应用研究的开放。探索建立我国基础研究成果开放共享平台，方便应用研究者发掘潜在成果。

台盟中央：完善企业基础研究支持政策体系 提升国家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基础研究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重要基石。中共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加强基础研究，突出原创，鼓励自由探索”“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发挥科技型骨干企业引领支撑作用”。当前，我国企业正在向价值链高端跃升，迫切需要加强基础研究，解决“卡脖子”问题背后的关键核心技术，这不仅是企业提高自身国际竞争力的关键，而且是我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基础。

近年来，我国企业基础研究经费支出和产出均持续增长，显示出越来越高的基础研究参与度。但同时，企业基础研究经费在全部研发支出中的占比低、规模小，申请高质量专利的企业数量较少。总体上，企业基础研究落后问题仍比较突出，主要表现在：企业基础研究支出在全社会基础研究经费总支出中占比过低，需求采购政策激励不足，企业基础研究转化率仍待提高，企业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体系不成熟导致研发人才匮乏。为此建议：

分类施策，针对产业特征制定差异化的企业基础研究引导策略。根据产业特征制定包括科技计划、平台建设、税收优惠、知识产权保护等不同组合的政策工具。对新兴产业，促进产学研合作研发平台建设，并通过政府采购创造需求。对优先发展产业，重视科技计划支持解决核心技术问题。对成熟产业，减少政府干预，主要运用税收优惠政策，激发企业建设基础研究平台的内在动力。

支持企业与高校院所合建实验室，探索人才自主培养和使用新模式。建议设立专项支持大学、科研机构与企业共建合作实验室，鼓励科研人员进入企业开展研发活动。加强科研基础设施共享，为企业提供科研基础设施支持。完善大学、科研机构与企业间人才的双向流动制度，鼓励科研人员进入企业开展研发活动；加强对企业研发人才的荣誉激励，扩大国家科技进步奖的规模和序列，将评奖向企业倾斜。

鼓励企业开展原创性研发项目，加快健全政府采购制度。完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形成机制，引导企业建立技术布局和规划。推广中央企业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共同设立联合基金，支持产业基础共性技术研发。制定激励创新的政府采购实施细则，以合同方式购买企业新开发的技术、产品或服务。完善与政府采购研发服务相关的知识产权政策，明确政府采购技术资料和软件等产品的权利类型、范围和时限等。保障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公平参与政府采购竞争的平等地位。

刘政奎常委：引导科技领军企业加强基础研究 加快推进基础研究成果市场化

在从事基础研究的各类主体中，科技领军企业对市场更敏感，资源配置效率更高，能够快速将基础研究成果市场化，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然而，能够持续深入开展基础研究的企业从来都是稀缺的，一般企业缺乏研究能力，而龙头企业开展基础研究的动力往往又不足。为进一步激励、引导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建议：

采用直接税收减免方式落实企业基础研究税收优惠政策。近年来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力度不断加大，对于企业研发活动的激励作用不断增强。但这项政策也存在对企业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等不同研发环节不加区分的弱点，不利于激励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实际上为社会提供了公共品，产生溢出效应，理应给予更大力度的激励。建议按企业基础研究投入的20%或以上比例给予直接税收减免优惠的政策支持，可选择北京、深圳等科技领军企业密集地区开展试点，加强数据归集，形成引领效应。

建立企业为主体的科技项目形成与管理模式。我国企业研发经费中来自政府的比例较低。究其原因，主要是现有研发组织方式是以大学科研机构为主的线性模式，存在参与编制指南的企业专家少、科研经费不能纳入有固定收入的人员成本、科研任务调整极为复杂、各参与单位间难以协调等问题，造成科技领军企业参与的积极性低。建议新建以企业为主体，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的项目形成与管理模式，淡化具体技术路线的设定，提高项目整体组织的集成度，采用更加灵活的科研经费管理方式和科研任务调整方式。

建立科研机构与企业的“硬协同”机制。科研机构是国家重大科研任务的主要承担者，应建立制度性的与企业协同的机制，让企业更多更早参与基础前沿类科研活动。科研机构应建立企业参与的理事会制度，让相关领域科技领军企业参与科研机构的治理和研发方向的选择；在科研机构承担的科研任务中，要求由相关科技领军企业成为产业应用的最终载体。

探索建立基础研究“市场”。通过建立“领先市场和未来场景”激励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未来在推进现代化强国建设过程中，我国将面临很多重大技术难题，建议政府部门主动设计一系列未来场景需求，激励企业自发开展基础研究。

张宽寿常委：支持西部地区生物多样性基础研究 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在维护生态功能、应对气候变化、保障生态安全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资源，是生态安全和粮食安全的重要保障。加强西部地区生物多样性基础研究，完善跨境生物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加大生物资源开发和可持续利用力度，推进生物多样性与民族文化协同发展，是推动西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工作，对共建“一带一路”和助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国家和地方不断加大投入，西部地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体系逐渐完善，生物生态安全格局初步建立，保护与利用水平有所提升。但生物多样性下降的趋势尚未得到根本遏制，生物多样性保护总体形势仍不容乐观。为此建议：

提升生物多样性基础研究能力和管理水平。一是持续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空间格局，加快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科学构建生态廊道；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完善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建设，高质量推进国家植物园和国家植物博物馆建设。二是强化生物多样性保护基础科学与应用研究。三是构建完备的生物多样性调查和监测体系。四是着力提升生物安全管理能力，进一步加强跨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管理，推进跨境生物多样性联合保护示范区建设。

强化生物资源开发和可持续利用研究。一是建设生物资源研究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和科技创新中心。二是聚焦特色农业、生物医药、生物育种、生物材料、生物能源等产业发展，在新品种培育、新技术研发、新产品开发等重点领域，实施一批重大科技项目，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推动生物产业跨越式发展。三是创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机制，探索生态产品可持续开发和利用模式，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开展生物多样性与民族文化协同发展研究。一是完善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的本底调查和编目，协调生物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保护、开发和利用的关系，凝练一批协同发展的新模式。二是在民族文化丰富和集中地区，结合乡村振兴、气候变化等政策，积极探索生物多样性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保护获取与惠益分享的特殊路径和制度。三是开展传播宣传，推广试点协同发展模式，推进民族文化与生物多样性融合，打造具有国际意义的协同发展新典型。

阮诗玮常委：加快推动基础学科超前布局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基础学科领域的重大突破对产业发展有着无可比拟的重大影响，相较于应用学科，基础学科往往投入大、见效慢、周期长。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超前布局基础学科，才能抢占科技制高点，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继而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潮。因此，超前布局基础学科，应立足于中国实际，从多个维度切入，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基础学科体系：

采取逆向思维——从产业发展遭遇的瓶颈、发现的问题入手，反向思考如何加强基础学科的教育和研究。在教育阶段，想方设法吸引更多优秀青年学习物理、投身物理学研究。反观我们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优势，主要得益于改革开放以来数学基础教育取得的巨大成功。这也启示我们，务必继续加大力度开展中小学、大学数学教育，进一步强化数学优势。

采取顺向思维——从基础科学研究亟待突破的难点、急需发展的最前沿入手，集中力量和资源寻求突破。当前，科技发展的速度依然迅猛，产业升级的动力依然强劲，基础学科的重大突破似乎就在眼前。但事实上，基础学科在20世纪初的“奇迹之年”后就没有取得质的飞跃，不少学科的发展甚至陷于停滞。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要迎难而上，瞄准基础学科已经显露曙光的方向，在可控核聚变、分子生物学、电池新材料等领域加大投入、持续用力、精准发力，集中相关领域、相关行业、国内外优秀人才，推动重点研究攻关，力争取得重大突破。

推进学科交叉——通过加强基础学科教育和研究的交叉融合，催生创新火种，培育创新人才。目前各学科交界处，创新的火花大量迸发。鼓励更多学生投身两个或多个专业的学习，支持高校开展“授课型研究生”教育，方便学生跨界学习、工学结合。同时，建立相应的区块链数字学分体系助推跨界学习。

改革科研机制——基础科学的研究一定要有“放长线、钓大鱼”的思维。与之相应的，要为基础学科研究项目提供充裕时间。大幅延长基础学科研究项目的经费结算周期，让广大科研人员能够灵活安排资金，静下心来搞研究。对于基础科学的投入必须坚决，要有不计成本、不惜代价的魄力和勇气。花长时间、下大力气去“放水养鱼”，培育催生基础科学革命的肥沃土壤。打破唯论文和科研成果论的评价机制，打造一支专门发现人才、评价人才的团队，构建科学全面的人才评价路径，建立“诺贝尔奖”式人才评选机制和方法。